怎样理解斯皮瓦克所说的一门学科之死

斯皮瓦克所说的一门学科之死所传统的研究成果、理念在给我们一个基础的同时也可能会形成一种禁锢，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思考方式，因此有从中跳脱出来并对之加以审视的怀疑精神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作为比较文学的小学生，的确该努力做到对世界保持开放性、超越具体文化的局限并不断尝试削弱（心中）占统治地位的声音。

最后，斯皮瓦克所说“死亡”的病结，就是多元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危机，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其实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的焦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解决，它们只不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转换了表现形式。也许比较文学的学科特点就是焦虑吧，起初接触时只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心下惶惶不知所措，如今倒似乎很为旧有思维被一次次冲破而兴奋不已，并有了一点斯皮瓦克所说的“责任感”~

谁之死：从“上帝之死”到“读者之死”

诗人死了，这荣誉②的俘虏！

他受尽流言蜚语的中伤，

胸饮了铅弹，渴望着复仇，

垂下了高傲的头颅身亡！……

诗人的这颗心已无法忍受

那琐碎的凌辱带来的耻羞，

他挺身对抗上流社会的舆论了，

还是单枪匹马……被杀害了！

被杀害了！……而今谁要这嚎哭，

这空洞无用的恭维的合唱，

这嘟嘟嚷嚷的无力的剖白！

命运正作出它的宣判！

难道不正是你们这伙人

先磨灭他才气横溢的锋芒，

然后为了让自己取乐解闷，

把他强压心头的怒火扇旺？

好啦，你们可以高兴了……

他已受不了那最后的磨难；

熄灭了，这盏天才的明灯，

凋零了，这顶绚丽的花冠。

凶手①漠然地瞄准他放枪…，

此刻连搭救都没有希望：

那空虚的心平静地跳着，

他手中的枪竟没有抖颤。

有什么可怪？……命运把他

从远方抛向我们的祖邦，

让他来猎取高官厚禄，

如同千百个逃亡者那样。

他常放肆地蔑视和嘲笑

这个异国的语言和风尚。

他哪能珍惜我们的荣耀，

他怎知在这血腥的一瞬，

对准了谁举起手放枪……

他被杀害了——被坟墓夺走

像那位经他用妙笔赞美过的

不为人知但很可爱的诗人①，

就是那妒火难熄的牺牲品，

也像他在无情的手下殒命。

什么抛却适情逸趣和纯朴友谊，

他要跨进这窒熄幻想和激情的

妒贤忌能的上流社会的门坎？

既然他年轻时就已能洞悉人世，

为什么还同中伤他的小人握手言欢，

为什么听信虚情假意和巧语花言？

他们摘去他先前佩戴的花冠，

把满插月桂的荆冠给他戴上，

但一根根暗藏着的棘针，

把他好端端的前额刺伤；

那帮专好嘲笑的愚妄之徒，

以窃窃的恶语玷污他弥留的时光，

他死了——空怀着雪耻的遗愿，

着希望落空后的隐隐懊丧。

美妙的歌声从此沉寂了，

它再也不会到处传扬，

诗人的栖身之所阴森而狭小，

他的嘴角打上了封闭的印章。

你们这帮以卑鄙著称的

先人们不可一世的子孙，

把受命运奚落的残存的世族

用奴才的脚掌恣意蹂躏！

你们，蜂拥在皇座两侧的人，．

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

你们藏身在法律的荫庇下，

不准许法庭和真理开口……

但堕落的宠儿啊，还有一个神的法庭！

有一位严峻的法官等候着你们，

他听不进金钱叮当的响声，

他早就看穿了你们的勾当与祸心。

到那时你们想中伤也将是枉然，

恶意诽谤再也救不了你们，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① 1975年以前的版本有引自法国诗人罗特鲁的悲剧《温采斯拉》的几行题词：

复仇啊，国王，要复仇，

我俯伏在你的足前，

求你主持正义，把凶手惩办，

好让他的死刑在未来世代，

向后人昭示你的公正裁判，

好让恶徒们看到前车之鉴。

现已查明，这不是诗人所引，而是在流传过程中，好心人为避沙皇耳目而添加的。

② “荣誉”俄语是qeCn，不仅指名誉，还可以指人格与尊严，这里一语双关，内涵丰富。

① 指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保皇党人丹特士，法国七月革命后，他逃亡到俄国。

①指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之一连斯基，他在决斗中被奥涅金击苑毙。 这是一首充满了艺术美的政论诗。说它是政论诗，是因为作者借普希金之死用诗的形式猛烈抨击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说它充满艺术美，是因为诗人是用艺术的眼光对现实进行观照，用诗寻找到了光与火：从普希金的不幸遇害看出整个沙皇专制大厦即将倾颓的希望之光，从诗人内心喷射出了挞罚假恶丑的愤怒之火。诗人为寻找光与火所运用的意象丰美的一切艺术手段也都是美的。在这里，作为诗的灵魂的思想主题和作为诗的载体的艺术妍乡式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基本上按自然段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凋零了，这顶绚丽的花冠”）痛悼普希金之死，第二部分（从“凶手漠然地瞄准他放枪……”到“对准了谁举起手放枪……”）怒斥凶手，第三部分（从“他被杀害了——被坟墓夺走”至“他的嘴角打上了封闭的印章”）反思诗人之死的悲剧，第四部分（即诗人在听到上流社会百般为凶手开脱时忍无可忍而添写的最后16行）痛揭凶手后台，直捣沙皇宝座的两侧，从而彻底地揭开了诗人之死的谜底。读者不禁会惊讶，一首即兴的抒情诗，竞能从不同的视角，层层剥笋式地透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悲剧命运，并把它与笼罩并妄图吞噬它的光芒的阴霾相联系，相映衬：一方面用锋利的诗剑拨开了这一时的乌云，另一方面用抒情的歌喉咏赞了永恒的太阳。无怪乎高尔基要称赞这首诗是“俄国诗中最有力的诗”了。也正由于它如此锋芒毕露，如此爱憎分明，才给它的作者招来了横祸，只是在经过了十九个年头之后才得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

本诗的有力，主要不是逻辑的力量，不是靠三段论式的抽象思维模式获得，而是感情的力量，是形象思维所赋予的惊心动魄的功能。别林斯基说过，“诗人是用形象思维的，他不是证明真理，而是展示真理。”既然是展示，就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诗人并不给读者作充分的说理，而是往往在展示的同时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给诗造成了空白美。例如，诗一开头，就说“诗人死了，这荣誉的俘虏！”显然作者是在暗示读者，诗人的死，和他成了荣誉的俘虏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荣誉一词的涵义却是多元的，对它的理解可以有弹性。一方面，可以指人民的荣誉，祖国的荣誉，就是说，他是为了人民的、祖国的荣誉（对手是法国逃亡者）而中弹身亡的，他是祖国利益的殉情者。但另一方面，本诗的悲愤情调又向读者充分地暗示：诗人是为了自身的荣誉，即捍卫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才中了上流社会毒设的决斗奸计的，他是骗局的受害者。这层涵义更具揭露性、反叛性和悲剧性，对全诗的主题起着画龙点睛的鲔作用，但只有靠读者审美活动去开掘。莱蒙托夫在痛悼诗人之死时对上流社会的凶残与虚伪是通过浪漫主义的反衬笔法来揭露的，含蓄而深刻。如他在第一部分中把诗人的死和一些人的哭、捧、装并列在一起；把磨灭诗人的才华与扇旺诗人的怒火并列在一起，便使得凶手及其支持者们毒设圈套的真面目不点自破。此外，在第三部分反思诗人之死的悲剧性质时，莱蒙托夫也成功地运用了揭示矛盾的心理分析法：普希金一方面早就洞悉人世，另一方面在被害前又i 善恶不辨。这样，上流社会虚伪的可恨和对上流社会轻信的可悲便交融在一起了。全诗充满了悲愤的情调，悲的是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死，愤的是： 把诗人置于死地的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诗人悲与愤的交加来自爱与恨的交织。爱与恨，是贯穿莱蒙托夫全部作品的感情电源的正极和负极。对俄罗斯的爱，对天才的爱，对自由的爱，对荣誉的爱，萌生了俄罗斯失去天才的悲哀；而对沙皇的恨，对奴役的恨，对专制制度的恨，对上流社会的f恨，则激发起对造成普希金不幸早逝的种种根源的愤怒。正如有爱才有恨，有恨才有爱一样，有了悲才会有愤，有了愤才会有悲。有悲而无愤，就会悲悲切切，而有悲且愤，就能化悲痛为复仇的力量，唱出向刽子手讨还血债的人民心声和时代强音：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M}ixaPrn IOpbeBHH JlepMOHrOB，1814-1841)，俄罗斯诗人。1825年十二月党人遭到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后，他的诗歌像一把火，燃明了整个黑暗王国，照亮了当代人和后世子孙们的心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1814年10月2日，诗人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退休军官家里。三岁丧母，长年在外祖母的地主庄园里生活，受到优越的教育，通晓德、英、法三国外语。在这里他目睹了地主虐待农奴的人间不平，养成了孤僻自傲的性格和耽于幻想的癖好。

1827年末，莱蒙托夫随外祖母从塔尔汗迁居莫斯科，1928年人莫斯科大学附设贵族寄宿中学读书，并开始写诗。1830年秋，人莫斯科大学，但因参与了驱逐反动教授的学潮，于1832年1 1月不得不辍学。又迁到彼得堡，人彼得堡近卫军士官学校。在贵族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四五年，诗人写下了近300首抒情诗、16首长诗和3个剧本。莱蒙托夫的创作可分成两个时期：青少年时期(1828-1836)和成熟时期(1837-1841)。事实上，早在第一时期内，就有不少作品，如抒情诗《帆》、长诗《贵族奥尔沙》(1835-1836)、诗剧《假面舞会》(1835-1836)等，都已达到成熟的水准。他最主要的代表作长诗《恶魔》也是第一时期就已开始不断创作的。1837年1月27日，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在决斗中遭杀害，沙皇当局和上流社会的狰狞面目震惊、震怒了莱蒙托夫。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俄国诗歌中最有力的诗（高尔基语）”《诗人之死》这一不朽名i 篇。诗人把自己公开摆在沙皇当局和上流社会的敌对位置上，一方面赢： 得了人民的爱戴，另一方面却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逮捕和放逐。沙皇妄图： 借高加索山民之手结果诗人，把他派往镇压山民的前线参战。在高加索，他写下了以古讽今的著名长诗《卡拉希尼科夫之歌》，歌颂了不畏强暴，挺身维护正义与尊严的高尚精神。1838年4月，经过外祖母的奔走和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斡旋，莱蒙托夫重返彼得堡原部队。1840年2月，因所写《一月一日》触怒了上流社会，被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后又遭逮捕并被流放到高加索。

1840年4月出版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该书以出色的心理分析，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的新的“多余人”形象，同时褒贬了他身上兼有的先进性和致命弱点。1 841年2月回彼得堡，最后完成了寄寓深刻叛逆思想的长诗《恶魔》(1829-1841)。回高加索后，与受上流社会唆使的马尔特诺夫发生冲突，1841年7月27日在决斗中被害。

论文摘要：文章根据21世纪初风行一时的关于“文学终结论”现象、引发了关于与“读者之死”的热烈讨论为着眼点，试图还原“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的本真面貌，以厘清不同立场上对于的“人”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

21世纪初的“文学终结论”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为滥觞，引起了专家学者们对“读者之死”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那么，读者到底有没有死亡？带着疑惑，追本溯源，文章试图对“读者之死”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做一点梳理工作，供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一、尼采：上帝之死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108节中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上帝死了”。他写道：“上帝死了(Gottisttodt)，但是，人们同样也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它的幻影。”尼采指出，由于上帝、本质、真理等超验物不再有助于人类文化进步，所以它们不仅失落了，而且还被有目的地废除了。上帝死了，是我们谋杀了他，因为我们拒绝信仰上帝。尼采的“上帝之死”不仅反映了宗教领域内上帝信仰的失落，还特别指出了道德领域内道德价值观念的堕落和对永恒不变真理的摈弃。

首先，尼采深刻地指出人创造了上帝，上帝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假定，是人的异化。他认为摆脱“现象世界”的彼岸的“真实世界”根本不存在。他说：“我所创造的上帝，是一件人工品，是人的妄想，如同一切诸神一样！他是一个人，仅是一个人和自我的可怜的碎片。真的，这种灵魂是从我自己的灰烬和热焰中引出来的。他不是从彼岸来!”

其次，尼采认为基督教仇视人的生命本能、人的价值和理想，它是生命的对立物，是一切堕落的根源。“上帝死了，你们天天进的教堂是上帝的坟墓！”尼采从讨伐上帝开始，他自命为杀死上帝的“凶手”。在《快乐的知识》中，他借助一个狂人的故事发出上帝早已死亡的讣告。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又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宣布上帝的死亡。尼采明确指出上帝只是一个假象，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几千年来，人们虽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力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他的不存在”。尼采一而再，再而三地敲响了上帝的丧钟。

在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后，人作为主体取代了上帝，成为自身的主人，恢复了自我的尊严和权力，不再迷信于上帝的神力，彻底否定了设定终极价值与意义的上帝，从而人有了自己的选择，成为有价值意义的创造主体。

尼采竭力让人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倡导人类应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奋发有为、富于创造等。尼采的“上帝之死”使理性代替了信仰,批判的精神取代了盲从迷信,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创造出了一个关于人作为主体的神话。

二、福柯：人之死

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又石破天惊地宣布了“人之死”,举起了反人本主义的大旗，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片哗然。毋庸置疑,福柯之“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人之死”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在他的语境里，“人”指概念的人，或者是作为信念和知识型的人，是“作为初始的和有深度的实在,作为所有可能的认识之难弄的客体和独立自主的主体。”福柯的“人之死”是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来源和基础的主体之死,是古典理性主体权威统治的终结，人类学主体主义王国的覆灭。在早期排除知识主体和权力主体的情形下，晚期福柯从伦理、审美的维度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型的自由的主体，促成了一种作为艺术品的人诞生。

福柯的“人之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首先，人杀死上帝，是为了取而代之。海德格尔曾指出“如果上帝从超感觉世界的权威地位上消失，那么这一权威地位总是仍然被保留着……而且，空位需要被重新占据，现在被驱逐的上帝需要被别的某物取代。”在《快乐的知识》中，尼采明确指出“我们岂不是必须自己成为上帝。”因此，对现代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另一个上帝的概念化进行批判。笛卡尔哲学标志着主体的崛起，“我思”的发现实际上表明了上帝在中世纪具有的作为世界之源的功能已经让与人了，“我思”成了“我在”。但是，在康德和黑格尔完成了这一任务以及尼采宣告这是一个文化事实以后，福柯才体悟到上帝之死必定蕴含着起绝对作用角色的人的死亡。

其次，“人之死”这个断语表明，当代西方知识方向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颠覆了人和主体曾经占据、作为现代思想关键焦点的中心地位。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尼采的道德谱系学都发现了“人”这一范畴的不充分性，但福柯认为，正是人文科学的真正发展才证明了现代人道主义不仅充满局限性，而且是昙花一现，会像画在沙滩上的面谱一样消失。

福柯果敢的宣布了人的死亡，这是对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讨伐，对笛卡尔、尤其是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的批判。

三、罗兰·巴特：作者之死

在福柯提出“人之死”后，罗兰·巴特又于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中，发出了一个语惊四座的声音：作者死了！宣告了与文本为父子关系的作者的死亡。其目的就是要弘扬读者的地位，倡导新的文本观，从而触发整个西方理论界的争论与思考。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因此它也就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作者之死”口号式的宣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和福柯、拉康在哲学界高倡“人之死”、“主体死了”相呼应，巴特把矛头指向作者。他宣布了“作者之死”，在话语领域中争取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因为人们虽然不能摆脱外在权威的束缚，却可以在文本中尽情地狂欢：一切都是文字的游戏，在字里行间快意地游走着、解构着，不再有什么意义的起源和什么判断的标准，这些以“作者”的名义存在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不仅不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决定者,而且认为要想使文学科学化,就必须牺牲作者本人，因为“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其实，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是对作者存在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即对造就这种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作者之死”代表的是在强大的语言学理论面前，传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本质与权威分崩离析的命运。“作者之死”消解了作者的权威和中心地位，其创作意图、思想观念、生活经历、形成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心态等都不再成为阅读的焦点，读者不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作者设定的内容和意义，他成了作品的主人以及自己阅读活动的主宰，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作品进行阅读、解释或者批评，获得对他来说属于这部作品的意义。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都显得无关紧要，作者的阐释只是阅读体验受欢迎的构成成分之一。对作品的阅读成为一种游戏，这是一次阅读的革命，也有人称其为“读者的新生”，这也正是罗兰·巴特颠覆作者权威的目的所在——“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里的“读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自由的读者，对作者权威的否认实现了对阅读者的一种尊重，读者获得了阅读的自由。

“作者之死”的提出，是罗兰·巴特由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的宣言。他以解构主义的反主体性主张，颠覆了作者的主宰地位，彻底解构了以作者为中心的文本世界，意味着作者观的消解与重构，读者的地位得以弘扬，从而读者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文本也产生了多元化的意义，读者成为了新型的作者。

四、现代：读者之死

现代人提出的“读者之死”，主要是指具体读者的消失和视觉文化时代的“读者死了”。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之死”的观点与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人死了”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一脉相承，仿佛是合乎逻辑的推演，因为“死”都是这些词组中的核心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命题是前者的延伸，毕竟内在的联系比较明显。但我认为，“读者之死”这一带有中国大陆特色的观点其实与本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终结论”、“文学理论终结论”那场论争有着紧密的关联。

世纪之初的“文学终结论”，使众多人参与了对文学的未来的思考。人们普遍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能够给创作者与读者带来现代图像所难以带来的丰富的想象空间。语言文字是超越了一般媒介的一种媒介，它能够调动起作家与读者所有的生命体验，会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内心幻化成无数种图像，而不只是一种固定图像，这就超越了电视或**等视觉艺术的图像模式。因为当代消费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对“读者之死”这个文学场域的内在命题进行着外在的话语渗透和强化。它为标准虚无和不确定的意义场制定出一个虚拟的概念体系和话语分析边界，人为地导致了“读者之死”这一命题的类型化。

“读者之死”的观点也与当下不容乐观的阅读现状有着紧密的关联。刘朝谦教授曾对大学文学院的170名在校本科生做过一次专项调查，其中仅有1%的学生完整读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只有5%的人完整读过其中之一部。部分学生接触中国四大名著是通过动画、电视、**等图像叙事方式。而事实上，读者之死并非是指读者实体读者数量上的“锐减”或“消亡”，而是文学活动读者的话语权无限增值与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共同铸造的理论事实。“读者之死”与“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构成总体性的话语符号链，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平面化祛魅，以及读者阐释权无限扩张后出现的价值认同危机。同时，消费文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又以“民主式”阅读表象浸透着市场规律的无形操控,从外部把个体审美体验摄入到体制化的虚拟同一性中。这就必然导致了读者这一文本意义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在文学大生产下的整体失语。许多理论家也为此开出了“药方”,如马尔库塞的“大拒绝”，阿多诺的“否定主义美学”，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贝尔的“新宗教”，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巴赫金的“对话—整合”理论等,均试图挽回这一趋势。然而，对之进行逻辑陈述是一种努力，但如何在话语实践中真正拯救读者之为读者的合法性危机，还原文学阅读的厚重质感，依然待定。也许，拯救本身就是多余的。

五、结语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再到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又到了现在的“读者之死”，下一个是谁之死呢？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即那个作为伦理主体的、设定了终极价值意义的道德形象的人之死时，就内在地决定了建立在其基础上“人之死”、“作者之死”以及“读者之死”了。

福柯、罗兰·巴特以及现代人只不过是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对尼采的“上帝之死”进行的再推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