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作者是谁？

一、《四库全书》的作者是——[清]永瑢、纪昀等编纂。

二、《四库全书》简介：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三、主要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大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历史上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修书对保存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贡献；也有人指乾隆以修书为名，禁锢思想为实。本问题帮助大家从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让大家尝试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问题。但至少应该公平的看待对中国真的影响，“万马齐喑”是事实，文字狱是事实，思想被禁锢的愚昧无知，也是事实。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艺术价值：

1．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2．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3.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4．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五、作者简介：（以纪晓岚为代表）

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官员。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纪昀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任官50余年，年轻时才华横溢、血气方刚，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他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

嘉庆十年(公元1805)二月，纪昀病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文溯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

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下令，由纪晓岚主编。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四库全书”“经子史集”分别是什么意思？

《四库全书》是盛京皇宫珍藏中最为著名的藏品之一，它从清代乾隆年间入藏盛京文溯阁以来度过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经历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又远离他乡的命运，是沈阳故宫完整保存却又难以“书阁同一”的一份最珍贵的文物藏品。

文溯阁外景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弘历出于加强文化统治和炫耀“盛世功德”的需要，下诏征求天下藏书，并于翌年正式设馆，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永乐大典》、敕撰等得来之书，统一体例编纂《四库全书》。考虑到该书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乾隆皇帝又传旨在书成之后即应抄录七份，分贮于先后动工建造的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以及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 文津阁、盛京皇宫文溯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等七个地方。

这样，以《四库全书》作为纽带，遍布于清帝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七阁建筑由此被联系在一起，文渊、文源、文津、文溯阁被称为“北四阁”或“内廷四阁”，文汇、文宗、文澜阁被称为“南三阁”或“江南三阁”。

位于西路的文溯阁属于盛京皇宫的晚期建筑，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与其他六阁的格局基本相同，均是仿照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之制而建。该阁位于沈阳故宫西路，外观为二层，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式，面阔五间，加西侧楼梯间为六间，进深三间；阁下层前后均出檐廊，额枋绘画“河马负图”“翰墨册卷”等苏式彩画图案，画面上的蓝绿色调与内外廊柱的绿色相配，给人以清爽文雅之感；前檐两侧山墙各有券门，其上悬砌绿琉璃垂花门罩，门下各有四级踏跺。

文溯阁内景

文溯阁外观为二层建筑，其实阁内为三层式建筑，在阁内上下两层中间的东、北、西三面，另外加有一层回廊式的格局，俗称“仙楼”，其北面约占二米多宽，东西两侧各占一间之地，使阁内正中三间形成二层高的敞厅。另外，在阁内下层靠北，又以槅扇分出近二米宽的过道，形成高低错落前后掩映的多变布局。在内外设计上体现出江南建筑的精巧别致与科学实用，在这些通风良好、结构合理的古建筑之内，乾隆皇帝倾注极大心血的《四库全书》自然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藏。文溯阁之名按照乾隆皇帝的本意，乃是合乎周诗“溯涧求本之义”，是其“不忘祖宗创业之艰， 示子孙守文之模”思想的体现。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部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修纂的大型图书总集，在当时曾倾全国之力才得以完成的，可以说是一部任何个人力不能企及的“天书”，它共有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总计三万六千多册，由于卷帙浩繁工程浩大，全部参与其事的人数达四千四百多人。全书从开始编纂到第一部抄录完成，共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书成后仅抄录一项就征调全国三千八百余名落第举子。朝廷在全书收集、整理、编纂、抄录、装订、运输过程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已不能用任何金钱数字准确计量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春季，第一部“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抄录完成，并正式入藏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不久，第二部“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也全部抄录完成，并运往盛京尊藏，为的是让乾隆帝在第四次东巡在盛京宫殿驻跸期间，能够在新建的文溯阁内阅看《四库全书》。

入藏盛京皇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先后共分五批陆续运抵盛京：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十一月，第一批一千函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五百七十六函由京运抵盛京，正式入藏文溯阁内；一个月之后，第二批图书由京运到，计一千四百九十一函；翌年（1783年） 正月，第三批一千五百函运到；二月，又运到第四批一千五百函；三月，运到第五批二百六十函，另有空书匣三百六十四个；同年九月初，又由京送到《四库全书总目》二十函、《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函、《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函。至此，三万六千册“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已全部运送完毕，并按经、史、子、集各部整齐有秩地摆放在文溯阁书架上。

文溯阁中的藏书木架按建筑结构分置于阁内三层，每个书架上标刻有“ 《四库全书》×部第×架”，以利于查阅者能尽快找到所需书籍。阁之下层存放着《四库全书》“经部”二十架共九百六十函及《四库全书》之《总目》《考证》和《简明目录》三十五函；阁之中层“仙楼”内存放《四库全书》“史部”三十三架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阁之顶层存放《四库全书》“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共二千零一十六函。除《四库全书》而外，文溯阁下层另外还存放着《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共五百七十六函。

《四库全书》系清乾隆时期由内府督办的精品写本，图书装帧十分精美，每册书函之外盛以特制的楠木书匣，既美观贵重，又能很好地保护图书。全书所有卷册皆为软面包背装，各册封面采用不同颜色绢料以区别内容之不同，其中“经部”采用绿色绢，“史部”采用红色绢，“子部”采用青色绢，“集部”采用灰色绢，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则采用**绢。数万册图书以数种颜色的封面标示内容差异，增加了全书的美观性，更可以一目了然本书的类别，以利于取还与阅读。

除书匣及书籍外表精美设计外，《四库全书》在内部装帧和版式设计上也十分考究，书卷内用纸均采用洁白坚韧之开化榜纸，书页的框界为朱色细栏，版心上栏题写“钦定四库全书”，页中题有各册具体书名，每种书卷之首冠以内容提要，每册在首、尾二页均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全书虽有数万册之多，但各卷均以绢秀的工笔楷书细致缮写，翻开扉页，只见雪白宣纸上红框栏黑文字，令人开卷有益，其乐融融。全书不足之处是有的卷册在抄录中为赶时间而稍过潦草，又因卷帙繁复，时有改正，终清一世未及全部校点和补充。

文溯阁门额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九月中旬，清高宗弘历在盛京东巡祭祀完永陵、福陵、昭陵三座祖陵后，驾临久别的盛京宫殿，并在宫内驻跸五日，先后主持举行一系列祭祀及庆典活动。九月二十日，年逾古稀的乾隆帝在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颙琰、皇十七子永璘及内阁大学士陪同下，来到建成不久的文溯阁内，见到了饱含无数人心血的《四库全书》，为大清帝国文化事业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915年初，奉天（沈阳） 故宫文溯阁内所藏《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文物，因北京故宫外朝古物陈列所展览之用，被北洋政府调往北平（北京），放置于北京故宫保和殿等处，归古物陈列所保管和展览。

1925年，奉天（今辽宁） 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赴北平参加“清室善后会议”，他们在参观古物陈列所时，于保和殿内看到作为陈列品的部分文溯阁《四库全书》。当时，正值奉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北平政局处于奉系控制之下，冯广民等人先赴天津求助于张学良、杨宇霆，又回北平访问相关人士求得支持，最后经过内阁会议通过。

是年8月，冯广民等邀集旅京的奉天省人士三十余人，用八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于8月7日将三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和五千余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运回沈阳，暂存于省教育会所属文庙内，此事在当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的一大喜事，省教育会还特别组建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26年6月至9月，省政府拨专款对文溯阁内外建筑加以整修。

1927年初，在他乡异地漂泊了十余年的《四库全书》终于完璧归赵，回归文溯阁，实现了“书阁合一”的美好梦想。1931年6月，省教育会特意镌刻一方《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砖碑，将其镶嵌于文溯阁外东面的墙壁上，以纪念这一宝藏的回归。

1935年，日伪统治期间，伪国立奉天图书馆以文溯阁多年失修及保护阁内藏书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二层楼书库，其建筑为钢筋水泥结构，门窗皆包以铁皮，库内放置钢制组合书架；1937年夏，即将文溯阁原藏《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库。

1948 年6 月，民国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故宫。

1949年4月北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又将《四库全书》运回沈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溯阁及《四库全书》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受到特殊保护。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因沈阳距离朝鲜战场较近，故将《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物运往黑龙江北安保管，至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复运回沈阳故宫保管。

1965年8月，中苏（俄） 外交关系趋于紧张，鉴于当时备战形势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的安全，中央及省市政府决定将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移往甘肃省暂存。1966年10月，《四库全书》被拨运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后运至永登县专库收藏保管，从此，文溯阁《四库全书》与原阁分离，至今仍留给世人书阁天各一方的遗憾。

经子史集是《四库全书》下的四部分内容分类，部下有类，类下有属。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 。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

全书共4部44类66属。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

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