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翻译一下《旧唐书 褚遂良传》

《旧唐书-褚遂良传》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

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

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红。首创奢*，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

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勐，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遂良以筹其事。

将入，遂良谓无忌等曰：“上意欲废中宫，必议其事，遂良今欲陈谏，众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须极言，无忌请继焉。”

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

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

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长孙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

翌日，帝谓李勐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

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译文：

褚遂良博览文史书籍，特别擅长隶书，他父亲的朋友欧阳询很看重他。升迁为谏议大夫，并负责记载皇帝起居的事务。

太宗曾经问他说：“你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记录了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我作为皇帝能看吗？”?

褚遂良回答说：“现在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的官员，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右史官员，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举止，并且要把不太光彩的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借鉴，希望皇帝不做不合礼节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阅读起居录的事情。”?

太宗说：“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原则不如坚守职分，我的职责是秉笔直书，陛下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记下来。”?

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百姓也会记下来的。”?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十七年，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帝制造了漆器，禹帝雕饰俎器，当时谏诤舜、禹的有十多人。食器之类的事情，为什么要如此苦谏呢?”?

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妨害了农事，过分的彩绣耽误了女红。带头奢侈浪费，是危险灭亡的开始。喜好漆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金子来做器具；喜好金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玉来做器具。

因此诤臣必须在刚开始露出奢侈的苗头时进谏，一旦奢侈成风，再进谏就难了。”?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

褚遂良先后进谏的以及陈述对国家有好处的奏章数十次上奏，多被采纳。六年，高宗想要废除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来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褚遂良等人来筹划这件事情。

将入见皇帝的时候，褚遂良对无忌等人说：“皇帝想废除皇后王氏，今天一定会商议此事，我想进谏，各位的心意如何？”

无忌说：“明公必须尽情地说，我会紧跟其后。”等到入见皇帝，高宗难于开口，多次看着无忌说：“天大的罪，没有后人是最厉害的。皇后王氏没子，昭仪武氏有子，现在我想立昭仪为皇后，你们认为何如？”

遂良说：“皇后王氏出自名家，先朝皇帝所娶，侍奉先帝，没有违背妇德。先帝临终时，握着陛下您的手对我说：‘我的好儿子好儿后，现在就托付给你了。’陛下亲闻先帝的临终遗言，其言好像还在耳边。

皇后此后没有听到什么过错，恐怕不能废除。我现在不能曲从，（如果这样的话），对上违背先帝之命，只希望陛下再三思考。愚臣违抗圣旨，罪该万死，只想不负先朝厚恩，哪里顾得上性命？”

遂良把上朝用的手板丢在殿前，说：“我把这个手板还给您。”于是解开头巾叩头流血。皇帝大怒，下令把他拉出去。

长孙无忌说：“褚遂良受到先帝临终重托，虽然有罪但不能施刑。”第二天，皇帝对李勣说：“册立武昭仪的事情，褚遂良固执不从。褚遂良是受到先帝临终重托的大臣，这个事情如果不行，应当暂且停下来。”

李勣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应当问外人。”帝于是册立昭仪为皇后，把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为桂州都督。不久，又贬为爱州刺史。第二年，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的民族思想：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理论体系也比较完整。从整体来看，主要由“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和“以信义而抚戎夷”等三大部分所构成。

“先华夏而后夷狄”是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褚遂良认为，唐朝所直接管辖的汉族地区和被称为“遐荒”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在地域上是有层次的，那么对其重视的程度也应当有层次。

他为此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把唐朝应该直接管辖的地区比作“一身”，在“一身”之中，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等于自己的“腹心”，各个州县如同四肢， 而 “四夷”则是身外之物， 或者说是他人手足， 与汉族地区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在传统的民族关系思维中，“威”一般指国威、兵威，具有以武力使对方感到恐惧的意思。在褚遂良的思维中，就是通过诛的手段，使少数民族惧怕唐朝。

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德”有时指道德，有时指恩德，而在褚遂良的思维中，主要是指德化。在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中，对少数民族实行德化主要是通过册立可汗的方式使少数民族对唐中央感恩戴德，从而永远依附唐王朝。

在中国古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褚遂良看来“以信义而抚戎夷”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应当说，褚遂良的这一思想可谓抓住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质。

在褚遂良看来，“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信为国本”。第二，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够充分显示中原王朝的形象。第三，守信是避免民族战争的有效途径。

中国有一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的翻译是什么？

1. 文言文：太宗新即位 翻译

翻译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向来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地采纳建议的。

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地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做到呢？”

原文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扩展资料

《太宗新即位》选自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的一篇文言文。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翻译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

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向来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

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地采纳建议的。

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地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

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做到呢？” 原文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

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扩展资料 《太宗新即位》选自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的一篇文言文。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

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

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译文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1400）中进士。后被授予户科给事中。成祖即位后，改任翰林检讨，与解缙等人同在文渊阁当值，再升为侍讲。当时，翰林院和坊局之臣在东宫讲书，都先要准备所讲的经义，由阁臣阅正后，呈皇上批览，然后才得进讲。解缙讲《书经》，杨士奇讲《易经》，胡广讲《诗经》，幼孜讲《春秋经》，幼孜借此呈上《春秋要旨》三卷。

永乐五年（1407），进升幼孜为右谕德兼侍讲，并传谕吏部，说在内阁当值的胡广、金幼孜等人已任满，不要改作他任。七年，幼孜随从皇上到北京。第二年北征，幼孜与胡广、杨荣随行。圣驾驻扎在清水源，有泉水涌出。幼孜献上铭，杨荣献上诗，皇上都以最高等级给予慰劳。皇上敬重幼孜的文学才华，所过山川要害，总命他加以记载。幼孜就在马鞍上当场起草。使者从瓦剌来，皇上召幼孜等人傍车舆而行，谈论敌方之事，对他很亲信和倚重。他曾与胡广、杨荣和侍郎金纯迷路陷在山谷中。天黑时，幼孜从马上掉下来，胡广、金纯去而不顾，杨荣为他结鞍再行，走了一会儿幼孜又掉下来，杨荣便将自己的马让给他骑，第二天才到达行在所。那个晚上，皇上派出十几名使者追寻杨荣和幼孜，但都没有找到。他们回来后，皇上非常高兴。此后每次北征，幼孜都随从，他还写下了《北征前录》和《后录》。十二年他受命与胡广、杨荣等人编纂《五经》和《四书》、《性理大全》，升为翰林学士，十八年他与杨荣一起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二十二年（1424）幼孜随从皇上北征，途中士兵疲惫，皇上向群臣问对策，没有人敢回答。只有幼孜说不宜深入，皇上不听。到达开平时，皇上对杨荣、幼孜说“：朕梦见神人两次说上帝好生，这是什么兆头？”杨荣、幼孜回答说：“陛下此举，固在于除暴安民。但火烧昆仑，玉石俱焚，望陛下留意。”皇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当即命他们起草诏书，诏谕各个部落。军队回到榆木川时，皇上驾崩，秘不发丧。杨荣到京师报丧，幼孜护梓宫返回。

仁宗即位，幼孜被任为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加封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这一年十月命幼孜、杨荣、杨士奇在承天门外一起审查并记录囚犯的罪状。皇上还下诏给法司，审查重案囚犯必须会同这三位学士一起办，皇上对他们的委任更重了。皇上御临西角门阅览廷臣的制诰，对三学士说：“你们三人和蹇义、夏原吉两位尚书，都是先帝旧臣，朕正靠你们来辅佐。朕曾见前代君主不喜欢听直言，虽是一向所亲近的人，也因为惧怕君主之威而顺从君主的旨意，缄默不言以讨好君主。贤良之臣，所言不被采纳，便会退而闭口。朕与诸位爱卿应当引以为戒。”幼孜等人叩头致谢。洪熙元年（1425）幼孜进升为礼部尚书，仍兼大学士、学士，并支给三职俸禄。幼孜不久请求回家探母。第二年，他母亲去世。

宣宗即位后，诏令幼孜出来任职，修撰两朝实录，充任总裁官。宣德三年（1428），幼孜持节到宁夏，册封庆府郡王妃。他所经过的地方，都询问士兵和百姓疾苦，回来后上奏皇上，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随从皇上巡边，度过鸡鸣山时，皇上说“：唐太宗仗着其英武征辽时，曾经过此山。”幼孜回答说“：太宗不久便后悔这一战役，所以修建了悯忠阁。”皇上说“：此山在元顺帝时崩塌了，成为元朝灭亡的征兆。”幼孜回答说“：顺帝是亡国之主，就是山不崩，国也必亡。”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幼孜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赠少保，谥文靖。

幼孜为人平易，沉默寡言，心胸开阔。虽很受皇上宠信，但他自己更加谦虚。他给自己起居之室命名为“退庵”。他病重时，家人嘱咐他请求身后之恩，但幼孜不听。他说“：这种做法是君子所耻的行为。”

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解释：治：治理；安：安定。治理国家，安定人民。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戌子这一日，皇上（唐太宗）对陪立两旁的大臣说：“我读了《隋炀帝集》这部书，发现文章的辞藻深奥渊博，也知道是肯定尧、舜而否定桀、纣的，但是做起事来为什么又相反了呢？”大臣魏征答道：“百姓的君主虽然都是贤哲圣明，但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劝谏，这样才能使有智慧的人贡献他的才能。

勇敢的人竭尽他的全力。隋炀帝这个人，却是依仗他的地位，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尽管他嘴里说的是尧舜之美德，干的却是桀纣的行为。

他没有自知之明，结果遭到覆亡的下场。”皇上听了，深有感触地说道：“前人的教训离我们不算远啊，应当引为借鉴。”

唐太宗李世民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虚心纳谏了。诚然，他纳谏不可谓不虚心。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在听取完臣下的意见后照旧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声得到了，也没少享受。

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 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先后对18名大臣进行了26次奖励。

对谏议大夫魏征奖励次数最多，重奖8次，共奖绢1900匹，钱400缗，金瓮1只，黄金10斤，房屋一座，马两匹。魏征去世后，太宗命令九品以上官员前来悼念，并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并书写墓碑。

他对大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往昔的朝代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旺的道理；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保持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了，就失去一面镜子了！）”对击灭东突厥的大将军李靖重奖2次，共奖绢3000匹，增加食邑到500户，还令其兼任左光禄大夫。对辅佐太子承乾、数次直谏的于志宁、孔颖达各赐黄金1斤，帛500匹。

阿史那社尔（突厥族）是征服高昌的行军总管，在高昌平定后，众将均受到封赏，因为没有皇上的命令，他未接受封赏，接到皇帝的圣旨后，也只领受了一些老弱的仆人和残次物品。唐太宗对他的廉洁谨慎十分看重，奖励他从高昌缴获的宝刀一把，杂色彩绸1000段。

唐太宗不仅奖励朝廷命官、军队统帅，还十分重视奖励基层官吏。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唐太宗派遣的使者到达凉州（在今甘肃省武威市），见都督李大亮有一只鹰非常好，暗示要送给皇上，李大亮不同意，给太宗上密表一份，说您拒绝打猎，而使者为您要鹰，这与您的主张相违背，如果是使者自作主张，这就说明您用人不当。

太宗看到密表后很高兴，赞扬李大亮忠诚正直，就把自己用的胡瓶一把和荀悦《汉纪》一书赠给李大亮。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初，唐太宗要去同州打猎，路过栎阳县（在今西安市阎良区），县丞刘仁轨进言，此时农民秋收未毕，建议太宗迟滞几日，以免修路修桥影响农时，太宗深为赞许，赐给他印玺密封的手书，不久提拔他做了新安县令。

唐太宗有功必奖，有过必罚。他奖励的官员大多属于刚正不阿、廉洁、正直之士，惩罚的则主要是谋反、贪污、渎职、阿谀奉承之人。

《资治通鉴》记载，被他处罚的官吏达几十人之多，其中有立过巨大功劳的大臣，也不乏亲信和亲戚。侯军集是辅佐太宗马上打天下、发动玄武门之变、率军征伐的重要将领，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但因参与太子谋反，与太宗的外甥赵克等人一并被处死。

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用兵辽东，任用韦挺负责军粮运送。但他失职，导致600多艘运粮军船在卢思台搁浅不能行进，被械送洛阳革职。

沧州刺史席辩因贪污受贿，太宗命人下去亲自监督处斩。贞观六年（公元623年）九月，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参加唐太宗召集的宴席，看见一个人坐于其前，怒曰，“你有何功劳，坐在我的上面”，唐太宗的堂兄弟任城王李道宗坐在他的下面，进行劝解，尉迟敬德不仅不买账，还几乎打瞎了李道宗的眼睛。

唐太宗十分愤怒，对他说，你屡屡犯法，不要咎由自取；国家的纲纪，唯有靠赏罚来维持，非分的恩惠不可能常有，你要好好反思和改正，不要留下什么遗憾。自此以后，尉迟敬德感到害怕并收敛了好多。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太宗领北伐高丽的大军回师路过易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易县），姓陈的司马将温室种植的蔬菜进献给皇帝，太宗认为这是谄媚行为，将陈司马予以免职。 从唐太宗治理国家、管理官吏的所做所为可以看出，他爱憎分明，制度严格，对国家有贡献的，绝不吝惜钱财，给予重奖；对于图谋叛乱的，一概格杀勿论；对于贪污受贿、渎职的，该杀的杀，该除名的除名，该抄没家产的抄没家产；对于谄媚的，嗤之以鼻，削除官职。

唐太宗用实际执行力来管理国家和官吏，造成良好的为政之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的意思是：人难得可贵的就是能够了解自己。

典故出自《贞观政要·论求谏第四》，节选如下：

贞观十六年，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对司空房玄龄等大臣说：“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人，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比如说一位君主，每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件国家大事，情况又非常错综复杂，人非圣贤，心智能力又有限，怎能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

这样说来，君主只有依靠匡正谏诤的臣子，来直言不讳指出他的过错，才能补救过失。由这件事我常思念魏徵，他忠诚耿直，遇到问题时能随时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就是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说到这里，唐太宗举起杯子，向房玄龄等几位大臣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该这样做。

"自知之明"出自于《道德经》，原文如下：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译文：善于了解别人的人是明智的，善于了解自己的人才是最智慧的。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只要有力量就可以了，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最强大的。知足的人才能富有，努力不懈的人才最有志向。不丧失根基的人才能长久，身死而不朽的人才最长寿。